1927年的湖南農民運動也是流氓起義，與首場著名的共產革命巴黎公社流氓起義互相佐證。法國人民和當時在巴黎的外國人都親自見證，巴黎公社社員是毫無理想、破壞成性的一群流寇，住高樓大廈，吃美味珍饈，只知眼前快樂，不知有死。巴黎公社暴亂期間，他們實行報禁；把給國王宣講的達爾布瓦大主教抓作人質槍斃，暴殺教士六十四人；縱火焚燒宮殿；官署民宅，紀功碑，銘勳柱，無不摧毀槌碎以為快事。法國首都富麗甲天下，歐洲無可倫比，起義過後，樓台化為灰土，民眾慘成枯骨。慘酷之禍，古今罕有。

毛澤東承認，「農民在鄉里頗有一點子『亂來』。農會權力無上，不許地主說話，把地主的威風掃光。這等於將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把你入另冊！』向土豪劣紳罰款捐款，打轎子。反對農會的土豪劣紳的家裏，一群人湧進去，殺豬出谷。土豪劣紳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滾一滾。動不動捉人戴高帽子游鄉，『劣紳！今天認得我們！』為所慾為，一切反常，竟在鄉村造成一種恐怖現象。……直言之，每個農村都必須造成一個短時期的恐怖現象，非如此決不能鎮壓農村反革命派的活動，決不能打倒紳權。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不能矯枉……在革命期內的許多所謂『過分』舉動，實在是革命的需要，」革命建立了恐怖秩序。

（四）北上抗日——失敗逃亡

中共把「長征」說成是北上抗日，把「長征」炒成了中國革命的神話：長征是「宣言書」，「宣傳隊」，「播種機」，以我們的勝利、敵人的失敗而告結束。

北上抗日是中共掩蓋失敗的一個無恥謊言，史實是1933年10月至1934年1月共產黨的第五次反圍剿遭到慘敗，中共農村政權相繼喪失，根據地日益縮小，中央紅軍被迫逃亡。這才是「長征」的起因。

向西突圍，曲線接近外蒙和蘇聯是真正的長征路線意圖。當時中共步履維艱，西進靠近外蒙，不至腹背受敵遭聚殲，兵敗則進入蘇聯。選擇走山西和綏遠，一方面可以高舉抗日大旗爭得民心，另一方面是這一帶安全，沒有日本人，日軍侵佔的是長城一線。一年後共產黨長征逃亡到陝北時，中央紅軍主力由八萬多人減至六千人。

（五）西安事變——成功用間，二次附體

西安事變，指發生於1936年12月張學良、楊虎城在西安扣留蔣介石的兵變。

按照中共的教科書，西安事變是張、楊逼蔣抗日的「兵諫」，邀請中共代表周恩來赴西安商討事變善後事宜，在全國各界的調停下，事變和平解決，結束了十年內戰，促使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成為扭轉中國危局的關鍵。中共把自己描繪成一個顧全大局、愛國抗日的紅臉。

越來越多的資料揭示出，西安事變前夕楊虎城、張學良身邊已聚集了許多共產黨的特務。地下黨員劉鼎，經宋慶齡介紹到張學良身邊。西安事變發生後，毛澤東表揚說：「西安事變，劉鼎是有功的。」而楊虎城的身邊，夫人謝葆真直接就是共產黨，在楊的軍政治部工作，她是在1928年1月，經中共黨組織批准和楊虎城結婚的。後來官至外交部副部長的共產黨人王炳南，當時是楊公館的座上客。正是他們這些楊、張周圍的許多中共黨員直接策劃了這次兵變。

事變之初，中共的領導人很想殺掉蔣介石，以報圍剿之仇。當時中共在陝北力量已經很弱小，處於一役就可能被徹底消滅的困境，中共盡其煽、騙之能事，策動張、楊兵變。斯大林出於牽制日本避免其攻打蘇聯的需要，親自寫信給中共中央，指令不殺蔣介石，要二次國共合作。毛澤東和周恩來也看到，憑當時中共的力量絕對不可能吃掉國民黨，殺了蔣介石，共產黨更可能被趕來報仇圍剿的國民黨軍隊所消滅。中共立刻改變腔調，以聯合抗日為名，迫使蔣介石接受二次國共合作。

共產黨策動兵變在先，把蔣介石置於屠刀之下，卻又轉過身來唱紅臉，逼著蔣介石答應再次接納共產黨。中共不僅躲過滅頂之災，而且得以二次附體國民政府，紅軍變成了八路軍，再次發展壯大。中共之狡詐欺騙，不可不稱高手。

（六）抗日戰爭——借刀殺人，擴大自己

抗日戰爭爆發時國民黨有一百七十餘萬軍隊，十一萬噸排水量的軍艦，各種飛機約六百架。共產黨加上1937年11月改編的新四軍，總數仍沒超過七萬人，內部還爭權分裂，已弱小到只需一戰便可根除的程度。中共知道，如果把隊伍拉出去跟日本人打仗，一個日軍師團也打不過。中共的眼裡，領導權而不是民族存亡，才是民族統一戰線的中心問題，於是策劃了「在聯蔣過程中必須為爭取領導權而鬥爭，但這只能在黨內講，並在實際工作中實現」的方針。

九‧一八事變後，中共所為是和日本侵略者互相配合、併肩作戰。在滿洲事變宣言中，中共號召全中國人民「在國民黨的統治區域，工人罷工，農民騷動，學生罷課，貧民罷業，士兵嘩變」，推翻中國政府。

共產黨高舉抗日大旗，卻只在後方收編地方軍和游擊隊，除了平型關等幾個屈指可數的對日戰鬥外，共產黨無抗日戰績可言，只是在忙於擴大地盤，在日本投降時搶著受降日軍，把自己擴充成號稱擁有九十餘萬正規軍和兩百萬民兵的強大力量。抗日的正面戰場則全留給了國民黨軍隊，國民黨戰死疆場的將軍二百多人，共產黨的指揮官幾乎毫無損失。中共教科書一再告訴人民，國民黨不抗日，是共產黨領導了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

（七）延安整風——開創令人聞風喪膽的整人模式

用抗日的名義吸引了無數愛國青年來到延安，在延安用整風迫害了成千上萬的革命青年。中共在建國以後把延安描繪成「革命聖地」，卻不講延安整風的罪惡。

延安整風運動是人中最恐怖、最黑暗、最殘暴的權力遊戲。以整肅小資產階級毒素的名義，黨清洗著人的文明、獨立、自由、容忍、尊嚴等價值。整風的第一步，是建立每個同志的人事檔案，包括（1）自我概述，（2）政治文化年譜，（3）家庭成份與社會關係，（4）個人自傳與思想變化，（5）黨性檢討。

在檔案中要交代你出生以後所有認識的人，發生的事，發生的時間、地點，反覆地寫。發現有遺漏，就定成問題人物；還要交代參加過的所有社會活動，特別是入黨的經過。重點交代參加活動過程的所思所想。最關鍵的是黨性檢討，主要瞭解在思想意識上，言論上，工作態度上，日常生活上，待人接物上，是否有反黨性的行為。以思想意識為例，要檢查入黨、入伍後是否計較個人利益，是否借黨的工作達到私人的目的。對革命前途是否動搖過，或者戰鬥怕死，想家想老婆。因為沒有客觀標準，每個人都被發現有問題。

審查幹部使用逼供信，清理內奸，必然產生無數冤假錯案。整風時代的延安，被稱作是一座人性的煉獄，傷害了大批幹部。抗日軍政大學進駐了審幹工作組，兩個月的赤色恐怖，即席坦白，示範坦白，集體勸說，五分鐘勸說，個別談話，大會報告，抓水蘿蔔（外紅內白）。照相，是把人一批一批弄上台讓大家看。面不改色者，就沒有問題，否則就是嫌疑分子，審查對象。

連共產國際的代表都受不了，說延安的情形令人喪氣，人們不敢與他人交往，各懷鬼胎，人人流露出緊張和恐懼，每人都不敢為真理及為被誹謗中傷的朋友辯護，只求保住自己的性命，惡棍因阿諛平步青雲，侮辱同志、自我羞辱成為延安生活的特性。人們快瘋了，大家都但求保住生命和飯碗，榮辱尊嚴、同志間的愛都被拋棄得一乾二淨。人們不再表達自己的意見，而是背誦黨領袖的文章。這一套做法幾乎不做任何改動，就可作為共產黨中國成立後大小運動的寫照。

（八）三年內戰——賣國奪權

俄國的二月革命是一個溫和的資產階級革命，沙皇也以國家民族為重，退位而不是反抗到底。列寧急忙從德國趕回俄國，又搞了一次政變，把推翻沙皇的資產階級革命者們殺害，搞起共產革命來，把俄國的資產階級革命扼殺了。中共和列寧一樣，把國民革命的勝利果實摘取了，在抗日戰爭勝利後，發動了推翻國民黨政府的「解放」戰爭，把中國再次推入戰爭災難。

中共以人海戰術著稱。遼沈、平津、淮海戰役用的是人肉作炮灰的最原始、最野蠻、最不人道的戰術。圍困長春的時候，為了消耗長春城內的糧食供應，解放軍奉命不許老百姓出逃。結果打長春兵困兩個月，活生生餓死凍死陣地前城門外逃難的國民近二十萬人而不肯網開一面，事後完全沒有一絲愧疚，說「解放長春兵不血刃」。

1947年至1948年，中共先後與蘇聯簽訂《哈爾濱協定》和《莫斯科協定》，出賣祖國權益和東北資源，換取蘇聯在外交和軍事上全面支持中共。雙方協定蘇共經常供應50架飛機補充中共，將收繳的日本武器分兩期全部給予中共，蘇方控制的東北的彈藥、軍用物資平價售給中共。國民黨一旦對東北發動兩棲登陸攻勢，蘇共秘密協助中共軍隊作戰。蘇聯協助中共奪取新疆控制權；建立蘇中聯合空軍力量；裝備中共11個師。把美國援助蘇聯的130億美元的武器的三分之一運入東北。中共為了獲取蘇聯支持，承諾蘇聯對東北陸路、空中交通的特權；對蘇提供國民黨政府和美軍行動情報；以東北物產、棉花、大豆、戰略物資供應蘇聯，換取精良武器；蘇聯有優先開採中國礦產的權利；有權在東北和新疆駐軍；蘇聯可將遠東情報局設在中國。如果歐洲爆發戰爭，中共應派遠征軍10萬，勞工2百萬支援蘇聯。除此之外，中共還承諾將遼寧、安東省的特別區域在適當時並入朝鮮。

一、共產黨起家是其積中外邪惡之大全的過程

在具有五千年文明歷史的中國，要移植進來一個與中國傳統格格不入的共產黨，引入一個外來邪靈，實在不是一件簡單容易的事情。中共用共產主義的大同思想欺騙民眾和愛國無門的知識份子，又進一步歪曲已被列寧嚴重歪曲了的共產主義理論，以此為依據，摧毀一切不利於它的統治的傳統和價值，消滅一切不利於它統治的社會階層和人士。中共拿來了工業革命對信仰的摧毀，又拿來了共產主義更徹底的無神論。中共拿來了共產主義對私有制的否定，又拿來了列寧的暴力革命理論。與此同時中共還繼承和發展了中國帝王制的最壞部份。

中共的起家歷史，是一個逐步完成其集中外邪惡之大全的過程，中共完善著它「中國特色」的九大基因：「邪、騙、煽、斗、搶、痞、間、滅、控」。這些基因承傳不斷，手段和惡性程度在危機中進一步得到強化和發展。

（一）基因之一：邪——披上馬列主義的邪皮

馬克思主義當初吸引中國共產黨人的是「暴力革命打碎舊的國家機器，建立無產階級政權」。這正是馬列根本之邪。

馬克思主義唯物論其實是狹隘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剩餘價值的經濟學，在早期資本主義還不發達時，片面短視的預言資本主義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已經被歷史和現實所否定。馬列主義的無產階級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主張強權政治和無產階級主宰論。《共產黨宣言》以階級對立和階級鬥爭闡述了共產黨的歷史觀及哲學觀。無產者以打破已有的傳統道德和社會關係、奪取政權為鬥爭的目的。從一開始就把共產主義放在與一切傳統對立的位置。

人類天性對暴力是普遍排斥的，暴力之中人變得暴虐，共產黨的暴力學說從本性上被人類的共性所否定。與任何先前的思想、哲學、傳統都查不到實質上的淵源關係，是天地間憑空掉下來的一個莫名的恐怖體系。

這種邪惡觀念的前提是「人定勝天」，人為的改造世界。共產黨用「解放全人類」、「世界大同」的理想吸引過不少人，一些具有憂患意識而又渴望幹一番事業的人，最容易被共產黨矇騙。他們忘記蒼天在上，在建立「人間天堂」的美麗謊言中，在建功立業的征戰中，他們蔑視傳統，將他人的生命看輕，也把自己的生命變得輕於鴻毛。

人造的「共產主義世界」被奉為真理，「滿腔的熱血已經沸騰，要為真理而鬥爭」。共產黨用這種絕對、荒誕的理念去斬斷人和上天的淵源關係，斬斷他們和祖宗、民族傳統的血脈，召喚他們為共產主義獻身，加持共產黨的虐殺能量。

（二）基因之二：騙——邪惡要裝正神，就要行騙

邪一定要騙。共產黨要利用工人階級，封他們為「最先進的階級」，「大公無私」，「領導階級」，「無產階級革命的先鋒隊」等；共產黨要利用農民，稱讚他們「沒有貧農，便沒有革命；打擊他們，便是打擊革命」，許諾「耕者有其田」；共產黨需要資產階級的幫助，於是封之為「無產階級革命的同路人」，許諾以「民主共和」；共產黨快要被國民黨徹底剿滅了，於是大喊「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承諾服從國民黨的領導。抗日戰爭一完，便大打出手，推翻了國民黨政權，建國後很快消滅了資產階級，最後把工農變成了徹底的一無所有的無產階級。

統戰是黨騙的典型一招。為了打贏內戰，共產黨一度改變過去一定要殺死地主、富農全家的做法，對地主、富農這樣一些階級敵人，採取了「臨時性的統一戰線政策」。1947年7月20日，毛澤東指示說：「除少數反動分子外，應對整個地主階級取緩和態度。……藉以減少敵對分子。」共產黨奪取政權以後，地主富農仍沒有逃脫群體滅絕的命運。

說一套做一套。黨要利用民主黨派時，其口號是「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而任何真正不同意、不符合它思想、言行和組織的，都要加以消滅。馬克思、列寧和中共領導人都說過，共產黨的政權不能與人共享，共產主義一開始便直截了當的帶著獨裁主義先天基因。由於它的專制排他性，無論是奪取政權時期還是掌握政權時期，共產黨從來沒有和其他政黨和團體真誠相處過，所謂寬鬆時期也至多是「花瓶」待遇。

歷史的教訓是：共產黨的任何承諾都不能相信，任何保證都不會兌現。誰在甚麼問題上相信了共產黨，就會在甚麼問題上送掉小命。

（三）基因之三：煽——善於製造仇恨，挑起一部份人斗另一部份人

騙為了煽。鬥爭一定要有仇恨，沒有仇恨可以製造仇恨。中國農村有一套根深蒂固的土地宗族制度，是共產黨建立政權的根本障礙。農村社會本來是和諧的，土地所有和租用關係不是絕對對立的關係。地主養活農民，農民養活地主。這種在一定程度上互相依存的關係，被共產黨改變成階級對立、階級剝削的關係，變和諧為敵對、為仇恨、為鬥爭，變合理為不合理，變有序為混亂，變共和為專制，主張剝奪，謀財害命，殺地主富農本人，殺地主富農家人，殺地主富農家族。不少農民不肯強奪他人的財產，白天拿了，晚上又送回地主家去，被工作隊知道了罵作階級覺悟不高。白毛女本來是仙姑，不是被壓迫的故事，被部隊文工幹事改編成話劇、歌劇、芭蕾舞來煽動階級仇恨。日本侵略中國，共產黨不抗日，還攻擊國民黨政府賣國不抗日，甚至國難當頭還煽動人們反對國民政府。

挑起一部份人仇恨和格殺另一部份人的手法是共產黨運動的經典手段，「95%：5%」的階級劃分公式因此而來。共產黨後來的系列政治運動充分運用、不斷發展了這一手法。劃進95%則安全無事，掉進5%則成為被鬥爭的敵人，爭取能站進95%的行列成為大多數人在恐懼中的自我保護方法，落井下石也由此蔚然成風。

（四）基因之四：痞——流氓痞子組成基本隊伍

痞是邪的基礎，邪就得用痞。共產革命是痞子流氓起義，經典的「巴黎公社」純粹是社會流氓的殺人放火打砸搶。連馬克思也看不起流氓無產階級，他在《共產黨宣言》中說「流氓無產階級是舊社會最下層中消極的腐化的部份，他們在一些地方也被無產階級革命捲到運動裡來，但是，由於他們的整個生活狀況，他們更甘心於被人收買，去幹反動的勾當。」馬克思、恩格斯認為農民天生的分散性與愚昧性，甚至不夠格稱作階級。

中國共產黨從惡的方面發展馬克思的東西，毛澤東說「流氓地痞之向來為社會所唾棄之輩，實為農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徹底、最堅決者」。流氓無產者加持了中共的暴烈，建立了早期農村蘇維埃政權。「革命」，這個被共產黨的話語系統灌注了正面意義的語詞，實在是所有善良人的恐懼和災難，是取「命」來的。文革時討論流氓無產者，共產黨認為自己被叫做「流氓」不好聽，縮寫為「無產者」。

痞的另一個表現是耍無賴，被人稱為獨裁時擺出一副惡霸嘴臉：「可愛的先生們，你們講對了，我們正是這樣。中國人民在幾十年中積累起來的一切經驗，都叫我們施行人民民主專政，或曰人民民主獨裁。」

（五）基因之五：間——滲透，離間，瓦解，取代

騙、煽、痞猶不夠，間亦用之。中共滲透有術，地下工作的「前三傑」錢壯飛、李克農和胡北風，他們的實際領導者是中共中央特務二科科長陳賡。錢壯飛任國民黨中央調查科主任徐恩曾的機要秘書和親信隨從，中華民國政府軍第一、第二次對江西的圍剿決策和情報，錢壯飛用國民黨中央組織部信函，經李克農親自送至周恩來手中。1930年4月，表面上由錢壯飛率領，實際上由陳賡領導，用國民黨中央調查科的證件和經費，在東北建立了一整套明屬國民黨、暗屬共產黨的雙重特務組織。李克農亦曾打入中華民國海陸空軍總司令部擔任譯電員，中共保密局負責人顧順章被捕叛變的急電就是被李翻譯後由錢壯飛送給周恩來的，免除了被一網打盡的下場。

親共的楊登羸擔任國民黨中央調查科上海特派員，中共認為不可靠的黨員，便讓他去逮捕和處決。河南一個老幹部，曾因得罪了共產黨中的幹部，便被自己人開後門送到國民黨監獄中關押了好幾年。

在解放戰爭期間，中共情報戰線直達蔣介石身邊，國防部作戰次長、掌握國民黨調動軍隊大權的劉斐中將竟是中共地下黨。在被調動的軍隊自己還不知道時，延安就已經得到情報，並據此而擬好作戰計劃。胡宗南的機要秘書和親信隨從熊向暉，將胡宗南大軍進攻延安的計劃通報周恩來，以致胡宗南打進延安時，得到的只是一座空城。周恩來曾經說：「蔣介石的作戰命令還沒有下達到軍長，毛主席就已經看到了。」

（六）基因之六：搶——巧取豪奪成為新秩序

中共的一切都是搶來的。拉起紅軍搞武裝割據，軍火彈藥、吃飯穿衣需要錢，而「籌款」的形式是打土豪搶銀洋，與土匪沒有區別。李先念的紅軍在鄂西一帶綁票縣城裡的首富人家，不是綁一個，而是家族中每富裕家庭綁一個，叫「綁活票」。「綁活票」不「撕票」，即不殺人質，留下活口，目的是要家裏人一壇一壇不斷地送大銀元去供養紅軍。直到餵飽了紅軍，或是家破人亡，無油水可搾，才把奄奄一息的人質放回。有人因此被驚嚇折磨致死。

「打土豪，分田地」又把巧取豪奪推廣到社會，代替傳統成為新的秩序。共產黨大惡小惡都要做，大善小善都不積。甚麼人都給點小恩小惠，為的是挑動一部份人斗另一部份人。於是積善重德被搞掉了，只要會殺人就行。「共產大同」實際成了對暴力豪奪的認同。

（七）基因之七：斗——摧毀傳統宗法秩序和國家制度

騙、煽、痞、間均為了搶、鬥。共產黨的哲學是鬥爭哲學。共產革命決不是無組織的打砸搶，黨說「農民的主要攻擊目標是土豪劣紳，不法地主，旁及各種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裡的貪官污吏，鄉村的惡劣習慣」，指明要摧毀鄉村的傳統制度和習慣。

共產黨的斗還包括武鬥、武裝鬥爭。「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緻，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奪取政權時要鬥，若干年後的文革中，同樣的鬥爭基因又被用於教育下一代。

（八）基因之八：滅——創造了完整的群體滅絕理論系統

共產黨做的許多事都很絕。其許諾知識份子以人間天堂，而後來把他們打成「右派」、改造成「臭老九」。其對地主資本家財產的剝奪，對地主富農階級的消滅，對鄉村秩序的摧毀，對地方政權的攫取，對有錢人的綁票勒索，對戰俘的思想和靈魂洗腦，對工商資產階級的改造，對國民黨的滲透和瓦解，對共產國際的分裂和背叛，對建國後歷次政治運動的清洗，對黨內的高壓政治，做的事都很絕。

這一切，無不建立在它的群體滅絕理論基礎之上，歷次運動無一不是恐怖主義的群體滅絕運動。共產黨從早期就開始不斷創造完整的群體滅絕理論系統，由共產黨的階級論，革命論，鬥爭論，暴力論，專政論，運動論，政黨論等等組成，全是各種各樣群體滅絕實踐經驗之總匯。

中共最大特色的群體滅絕是從思想上和人性良知上的滅絕，這是符合其集團根本利益的恐懼統治方法。你反對它，它要消滅你，你擁護他，它也可能要消滅你。它認為需要消滅的就要消滅，以至造成每個人都有危機感，都懼怕共產黨。

（九）基因之九：控——用黨性控制全黨，再教化到全民和全社會

所有的基因都為著同一個目的：恐懼型的高壓控制。共產黨的邪惡，使它成為所有社會力量的天敵。從成立之日起，共產黨就在一個接一個的危機中掙扎，其最大危機一直是生存危機，存在就是恐懼，永恆的危機感。危機中的恐懼成了共產黨最高利益所在——艱難維持黨的集團存在和權力。共產黨常不得不以表面的更壞補充著它力量的不足。黨的利益不是個體黨員利益，也不是所有個體利益的總和。它是共產黨集團的利益，高於個人的一切。

「黨性」是黨這個邪靈最厲害的本質之一，具有無限擴展，吞噬人性，把人變成非人的強制能力。周恩來和孫炳文是同志，孫炳文死後，其女兒孫維世被周恩來認作乾女兒。文革中孫維世挨整，孫維世的家人在她死後發現她頭上被釘進了一顆長釘子，可是在孫維世的逮捕書上簽字同意的卻是周恩來。

中共早期領導人之一任弼時在抗日戰爭期間曾任鴉片專員。鴉片是列強侵略中國的象徵，敢冒違背民族大義之大不韙而大片種植鴉片，確實需要點黨性。因為極為敏感，中共用「肥皂」作為「鴉片」的代號，輸往境外賺取經費。中共新領導人在任弼時生日一百週年時發表講話，稱他「具有崇高的品德，是一位模範的共產黨員。他信念堅定，對黨的事業無限忠誠」，對他的黨性高度評價。

一個黨性模範是張思德，黨說他是燒磚窯倒塌而犧牲，民間說他是烤鴉片而死。因為他默默在中央警衛團當兵，不求陞遷，得到了中共「重於泰山」的褒獎。他和後來的另一個典型的黨性榜樣，以「革命機器上永不生銹的螺絲釘」著稱的雷鋒，倆人長期被用來教育全體中國人，要像他們那樣忠於黨。「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共產黨的無數英雄模範都被用作這種強化黨的鋼鐵意志和黨性原則的示範。

在奪取政權之後，共產黨更是把思想控制的基因發揚光大，共產黨成功鑄造了幾代黨的「工具」和「螺絲釘」。黨性被強化成了一貫的思維定式，千篇一律的行為模式，推展到整個國家和全體人民。黨性行為模式披上國家之皮，黨性思維定式成為全國人民的自我洗腦，服從和配合邪惡的機制。

為甚麼在近代中國出現了一個共產黨，並且成了氣候還奪取了政權？中國共產黨不斷給中國人民灌輸：歷史選擇了中國共產黨，人民選擇了共產黨，「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

是中國人民選擇了共產黨，還是共產黨結黨營私，逼迫中國人民接受？我們只能從歷史中找答案。

從滿清後期到民國初期，中華古國經歷著巨大的外來衝擊和內在變革，社會處於混亂和痛苦之中。其間許多知識份子和仁人志士，滿懷濟世救國的憂患意識。但是在國難和混亂中，他們由失望變成了完全的絕望。有病亂求醫，他們到中國以外尋找靈丹妙藥，英國式的不行就換法國式的，法國式的不行再換俄國式的，不惜下猛藥烈藥，恨不得一日即能振興中國。

五四運動就是這種絕望的充分表現，有人主張無政府主義，有人提出打倒孔家店，有人主張引進洋文化，總之對中國傳統文化持否定態度，反對中庸之道，急於走捷徑，主張砸爛一切。他們中的激進份子，一方面報國無門，一方面對自己的理想和意志深信不疑，認為現實世界無可救藥，只有自己找到了歷史發展的機關，對革命和暴力抱以巨大熱情。

不同的機遇讓不同的人找到了不同的理論、學說、路線。終於有一組人，他們碰上了從蘇俄來的共產黨聯絡人，「暴力革命奪取政權」的馬列思想迎合了他們的焦躁情緒，符合他們救國救民的願望，一拍即合。他們把一個完全陌生的異國思想，引入了中華。參加中共一大的代表共有13人，後來死的死，逃的逃，有人投靠日本人做了漢奸，有的脫黨投靠了國民黨，成了叛徒或機會主義分子，到1949年中共掌權時，只有毛澤東和董必武兩人還留在中共黨裡。不知這些中共建黨人當時有沒有想到，他們從俄國請來的這個「神靈」卻是一個邪靈，他們找來的這劑強國之藥卻是一付烈性毒藥。

當時革命成功不久的蘇俄共產黨政權，已對中國抱有野心。1920年，蘇俄成立了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負責中國等國共產黨的建立工作，主管為舒米亞茨基，維經斯基做副手，和陳獨秀等人開始籌建中國共產黨。1921年6月他們向共產國際提交遠東書記處中國支部計劃表明，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領導下的一個支部。 1921年7月23日，在尼科爾斯基和馬林的組織下，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

從此，共產主義運動被實驗性的引進中國，黨的生命大於一切、征服一切，開始給中國帶來一場無休止的浩劫。

七、反省自己擺脫中共附體

馬克思在共產黨的第一份綱領文件《共產黨宣言》中這樣宣佈：1848年，「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遊蕩」。一百年後，共產主義已經不僅僅是幽靈，而是真正具有了具體的物質實相。這個幽靈，在上個世紀的一百年中，像傳染病般在全世界氾濫展開，屠殺了數以千萬人的性命，剝奪了億萬人的個人財產甚至他們原本自由的精神和靈魂。

共產黨的初始原則，是剝奪所有的私有財產，進而消滅所有「剝削階級」。屬於個人的私有財產，是民眾所有社會權利的基礎，很多時候，也是民族文化載體的重要部份。被剝奪了私有財產的人民，也必然被剝奪精神和意志的自由，進而最後喪失爭取社會和政治權利的自由。

中國共產黨因為自身生存危機，自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經濟改革，把人民財產權利部份歸還，也把共產黨政權這個龐大而精密的控制機器，捅出了第一個窟窿，這個窟窿，到今天越來越大，發展成為全體共產黨官員發瘋般為自己聚斂財富。

這個以暴力和謊言，不斷變換自己外表形象的附體邪靈，近年來敗像盡顯，已經到了驚弓之鳥、風聲鶴唳的程度，它以更加瘋狂聚斂財富和控制權力來試圖自救，但卻更進一步加劇了其危機的到來。

現今的中國，貌似繁榮，但社會危機已經積累到了空前的地步。按照中共的習性，或許將再一次施展其過去的伎倆，這包括再次做出某種程度的妥協，對六四事件當事人或者法輪功等平反，又或者製造出「一小撮」敵人，以繼續供其展示暴力恐怖力量。

中華民族在一百多年來所面臨的挑戰中，從器物引進、制度改良到最後的極端激烈革命，付出了無數生命，喪失了絕大部份民族文明傳統，現在證明仍然是一個失敗的回應。在全民的仇恨、憤懣中，一個邪靈乘虛而入，最終控制了這個世界上最後一個仍然繼承古老文明的民族。

在未來的危機中，中國人無可避免地需要再次進行選擇。但無論如何選擇，中國人都必須清醒，任何對這個現存的邪靈附體的幻想，都是對中華民族災難的推波助瀾，都是向附在身上的邪惡生命輸注能量。

唯有放棄所有幻想，徹底反省自己，而堅決不被仇恨和貪婪慾望所左右，才有可能徹底擺脫這一長達50多年的附體夢魘，以自由民族之身，重建以尊重人性和具有普遍關愛為基礎的中華文明。

(版權歸大紀元所有﹐歡迎轉載﹐不得更改)
2005年4月校對更新

11/19/2004 11:21:15 AM

本文網址: http://www.epochtimes.com/b5/4/11/19/n722529.htm

六、邪靈附體的特徵

共產黨組織本身並不從事生產和發明創造，一旦取得政權，便附著在國家人民身上，操縱和控制人民，控制著社會的最小單位以保護權力不致喪失，同時壟斷著社會財富的最初來源，以吸取社會財富資源。

在中國，黨組織無所不在，無所不管，但人們從來看不到中國共產黨組織的財政預算，只有國家的預算，地方政府的預算，企業的預算。無論是中央政府一直到農村的村委會，行政官員永遠低於黨的官員，政府聽命於同級黨組織。黨的開銷支出，均由行政部門開銷中付出，並不單列開支。

這個黨組織，就像一個巨大的邪靈附體，如影隨形般附著在中國社會的每一個單元細胞上，以它細緻入微的吸血管道，深入社會的每一條毛細血管和每一個單元細胞，控制和操縱著社會。

這種古怪的附體結構，在人類歷史上，有時候在社會局部出現，有時候在整個社會短暫出現，卻從來沒有像共產黨社會這樣徹底、長久而且穩定持續。

所以，中國農民才會如此貧窮辛苦，因為他們不但要負擔傳統的國家官員，還要負擔和行政官員同樣人數甚至更多的附體官員。

所以，中國的工人才會如此大規模下崗，因為那些無所不在的吸血管道，多年來就一直在吸取企業的資金。

所以，中國知識份子才會發現自由是如此的困難，因為除了主管的行政機構外，還有那個無所不在卻又無所事事而專門監視著他們的影子。

附體，需要絕對控制被附體者的精神以獲得維持自身存在的能量。

現代政治學一般認為，社會權力有三個來源，即暴力、財富和知識。共產黨以壟斷和肆意使用暴力，剝奪人民財產，以及最重要的，剝奪言論和新聞自由，剝奪人民的自由精神和意志，來達到其絕對控制社會權力的目標。以此而論，中共這一附體對社會的嚴密控制，可以說是古今中外無出其右者。

五、反自然和反人性的邪靈

天地萬物都有其生成衰亡的生命過程。

和共產黨政權不同，所有的非共產黨政權社會，無論其如何專制和極權，社會都有一部份自發組織和自主成份。中國古代社會，實際上是一個二元的結構，農村以宗族為中心自發組織，城鎮以行會為中心自發組織；而自上而下的政府機構，只管理縣級以上的政府事務。

現代除共產黨以外的最嚴酷的極權社會如納粹德國，仍然保持了私有產權和私有財產。共產黨政權中，所有這些自發組織和自主成份被徹底剷除，取而代之的是徹底的自上而下的集權結構。

如果說前一種社會形態是由下至上的、自然發生成長的社會狀態，那麼共產黨政權則是一種反自然的社會狀態。

在共產黨那裏，沒有普遍的人性標準，善良和貪惡、法律和原則變成隨意移動的標準。不能殺人，但黨認定的敵人除外；孝敬父母，但階級敵人父母除外；仁義禮智信，但黨不想或不願意的時候除外。普遍人性被徹底顛覆，所以共產黨也是反人性的。

所有的非共社會，大多承認人性善惡同在的現實，然後以固定的契約來達致社會平衡。共產社會不承認人性，既不承認人性中的善良，也不承認人性的貪惡。剷除這些善惡觀念，按照馬克思的話說，是徹底顛覆舊世界的上層建築。

共產黨不信神，也不尊重自然萬物，「與天斗、與地斗、與人鬥，其樂無窮」，戰天斗地，殘民以逞。

中國人講天人合一，按照老子的說法：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和自然是一個連續的宇宙狀態。

共產黨也是一種生命，但其反自然、反天、反地、反人，是一種反宇宙的邪惡生靈。

四、以黨性取代和消滅人性

中國共產黨是一個列寧式的政黨。中共建黨之初，便確立了建黨的三大路線，即政治路線、思想路線和組織路線。若以通俗的語言來描述這三大路線，思想路線是共產黨的哲學基礎，政治路線即確立目標，然後以嚴厲的組織形式來實現這一目標。

共產黨員以及共產社會的人民首先被要求的，是絕對的服從，這是所謂組織路線的全部內容。

在中國，人們瞭解共產黨員普遍的雙重人格特徵。在私下場合，共產黨員多具有普通的人性，具有一般人的喜怒哀樂，也有普通世人的優點和缺點，他們或許是父親，或許是丈夫，或許是好朋友，但凌駕在這些人性之上的，則是共產黨最為強調的黨性。而黨性，按照共產黨的要求，永遠超越普遍人性而存在。人性當成相對的，可變的，而黨性則是絕對的，不能被懷疑也不能被挑戰。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國人父子相殘，夫妻反目，母女告發和師生互鬥的事情普遍存在，那是黨性在起作用。早期，中共高級幹部的家人被劃為階級敵人被鎮壓，中共幹部無法相救的事例更多，也同樣是黨性的作用。

這種黨性，是共產黨組織長期訓練的結果。這種訓練，是從幼兒園開始的。在幼兒教育中，所給出的標準答案雖然不合常識和兒童人性，但卻是獲得成績的標準。中小學乃至大學的政治教育中，學生學到的，是必須遵從黨所給出的標準答案，否則無法合格和畢業。

一個黨員，無論他在私下對你表達了怎樣的意見，但一旦作為黨員表態時，必然要和「組織」保持一致。這個組織由下至上，最後統一到這個龐大集團金字塔的最高一點，這是共產黨政權的最重要的結構特徵，絕對服從。

在今天，中共已經完全蛻變成為維護自身利益的政治集團，或已不再有共產主義的追求目標，但組織原則沒有變化，絕對服從的黨性要求沒有發生變化。這個黨，以凌駕所有人類和人性的方式存在，一切危害或者被認為可能危害到黨的組織或者領導人的人，都會被立即加以清除，無論這個人是普通百姓還是中共的高級領導人。

三、不斷變化的立場原則

在2004年美國總統大選電視辯論的時候，其中一位候選人說，人可以經常改變他對某些問題的看法，但不能總是轉變他看問題的原則，否則這個人便不是一個可以信賴的人。這句話深具啟發性。

共產黨正是一個典型。以中國共產黨為例，建黨八十年來的十六次中共全國代表大會，竟對其黨章修改了十六次，而奪取政權之後的五十年，對中國憲法大改了五次。

共產黨的理想是社會公平，而社會公平的極致是實現共產主義。但今天，共產黨統治的中國已經成為全球貧富懸殊最嚴重的國家，而黨國大員在八億貧困人口的基礎上，大多成了腰纏萬貫的大亨。

中共的思想，從最早的馬列主義，加上了毛思想，再加上鄧理論，最後又有三個代表。其中，馬列毛的主義和思想，和鄧理論及江代表可以說是風馬牛不相及，其背道而馳以至相差萬里，也居然可以被中共擺在同一張神台上加以膜拜，實在是古今一大奇觀。

共產黨從沒有祖國，建立全球大同，到今天的極端民族主義；從剝奪所有私有財產，打倒一切剝削階級，到今天的吸引資本家入黨，其基本原則南轅北轍自不必說。在其發跡和維持政權歷史上，昨天堅持的原則今天放棄，而明天又再改變的事情比比皆是。但無論如何改變，共產黨的目標明確，那就是奪取和維持政權，以及享受社會權力的絕對壟斷。

中共歷史上的十多次所謂「你死我活」的路線鬥爭，說穿了，無非是改變其立場和原則時候的內部傾軋而已。

需要說明的是，每次立場和原則發生改變，都是因為中共的合法性和生存碰到了無法迴避的危機而引起。國共合作，親美外交，改革開放，推動民族主義，無一不是如此，但每次妥協都是為了對權力的奪取或者穩固。每一次的鎮壓——平反的週期循環，也莫不由此而發生。

西諺有云：真理需要堅持，而謊言永遠變化。智哉斯言！

二、以謊言為暴力的潤滑劑

衡量人類文明程度的標誌之一，是暴力在制度中所發揮作用的比例。共產政權社會，顯然是人類文明的一次大倒退。然而，共產黨居然成功地一度令世人以為是進步。這些人認為，暴力的使用，是這種社會進步所必需而且必然的過程。

這不能不說是共產黨對謊言欺騙運用得舉世無雙的結果。因此，欺騙和謊言，是共產黨的另一遺傳基因。

「從年幼的時候起，我們就覺得美國是個特別可親的國家。我們相信，這該不單因為她沒有強佔過中國的土地，她也沒對中國發動過侵略性的戰爭；更基本地說，中國人對美國的好感，是發源於從美國國民性中發散出來的民主的風度，博大的心懷。」

這是中共中央機關報《新華日報》1947年7月4日發表的社論，僅僅三年之後，中共便派兵在北韓和美國兵戎相見，並把美國人描繪成世界上最邪惡的帝國主義分子。每一個來自中國大陸的人，看到這篇50多年前的中共社論，都會感到無比的驚訝，以至於中共需要查禁重新出版類似文章的有關書籍。

中共建政後，肅反、公私合營、反右、文革、六四、鎮壓法輪功，每次都採用了相同的手段。其中最著名的，是1957年中共號召知識份子給中共提意見，然後按圖索驥捉拿「右派」，當被人指為陰謀的時候，毛澤東公開表示：那不是陰謀，而是「陽謀」。

謊言和欺騙，在這些奪權和保權過程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中國知識份子自古以來就具有深厚的歷史意識。中國是世界上信史最長也最完整的國家，蓋中國人要依據歷史來判斷現實，甚至從中達致個人精神的昇華。因此，隱瞞和篡改歷史也成為中國共產黨的重要統治手段。從早至春秋戰國，晚至文革歷史全面加以隱瞞、篡改和改述，50多年來從未間斷，並且對所有還歷史本來面目的努力，都無情地予以封鎖和滅殺。

當暴力不足而需要加以掩蓋修飾的時候，欺騙和謊言便登場了。謊言是暴力的另一面，也是暴力的潤滑劑。

應該承認，這並不是共產黨的發明創造，只不過共產黨是把古已有之的流氓行徑堂而皇之地加以使用而已。中國共產黨承諾給農民土地、承諾給工人工廠、承諾給知識份子自由和民主、承諾和平，如今無一兌現。一代被騙的中國人死去了，另一代中國人繼續對中共謊言著迷，這是中國人最大的悲哀，也是中華民族的大不幸。

一、以暴力恐怖奪取和維持政權

「共產黨人不屑於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他們公開宣佈：他們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才能達到。」《共產黨宣言》是這樣結尾的。暴力，是共產黨取得政權的手段，也是最主要的手段，這是這個黨產生之日起便被決定的第一個遺傳基因。

世界上第一個共產黨，事實上是馬克思死後多年才產生的。1917年十月革命的第二年，蘇俄共產黨（布）正式誕生。這個共產黨是在對「階級敵人」實行暴力中產生的，之後則在對自己人的暴力中維持存在。蘇聯共產黨在內部整肅中，屠殺了兩千多萬「間諜」、「叛徒」和異己分子。
 

中國共產黨成立的時候就是蘇聯共產黨控制的第三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自然繼承了這種暴力傳統。1927年到1936年所謂第一次國共內戰時期，江西人口從二千多萬下降到一千多萬，其禍之烈，可見一斑。

如果說，奪取政權的戰爭中暴力無可避免，那麼世界上從來沒有像共產黨這樣的在和平時期仍然酷愛暴力的政權。1949年之後，中共暴力殘害的中國人，數目竟然超過之前近三十年的戰爭時期。

在這方面達到登峰造極地步的是中國共產黨所全力支持的柬埔寨紅色高棉，其奪取政權後居然屠殺了柬埔寨全國四分之一人口，包括該國的大多數華裔和華僑。並且，中共至今阻攔國際社會對紅色高棉的公開審判，其目的當然是為了繼續遮掩中共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和所扮演的惡劣角色。

必須指出的是，世界上最殘暴的割據武裝和殘暴政權，也都和中國共產黨有密切關係。除了紅色高棉之外，印尼共產黨，菲共、馬共、越共、緬共、寮共、尼泊爾共產黨等等，也都是中共一手支持建立，其中黨的領袖許多都是華人，有些現今仍然躲藏在中國。

而世界上以毛主義為宗旨的共產黨，包括南美的光明之路、日本的赤軍，其殘暴行徑同樣為世人所知所唾棄。

共產主義理論來源之一是進化論。共產黨把物種競爭，推演到社會進化中的階級鬥爭，認為階級鬥爭是社會發展進步的唯一動力。因此，鬥爭成為共產黨獲得政權以及維持生存的主要「信仰」。毛澤東的名言「八億人口，不鬥行嗎」正是這種生存邏輯的表白。

和這個表白同樣聞名的，是毛澤東的另一句話：文化大革命，要「七、八年再來一次」。重複使用暴力，是共產黨政權維持統治的重要手段。暴力的目的，是製造恐懼。每一次鬥爭運動，都是共產黨的一次恐懼訓練，讓人民內心顫抖著屈服，以至成為恐懼的奴隸。

今天，恐怖主義變成了文明和自由世界的頭號敵人。但共產黨的暴力恐怖主義以國家為載體，規模更為巨大，持續時間更為長久，為禍也更為酷烈。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我們不能忘記，共產黨的這一遺傳基因在適當的時候一定會對共產黨未來走向起決定性的作用。

阿旺念札說，她本身是一個警察的朋友。當時那邊算是比較危險的。很多國外的人被「保護」在派出所裏面。因為中共當局規定所有的外國人要趕快離境，離開西藏。所以他們被「保護」，在派出所等候。等候離開西藏。她就親眼看到那個拿著刀子的人脫下藏人服裝，然後穿上警察的服裝。她那時才知道，有這樣一個不可告人的秘密。

這名泰國華僑看到這些之後非常驚訝，覺得這一切都是在騙人。中共在製造社會混亂，由警察帶頭這樣做實在是太不應該了。

這位女士第二天和其他外國人士一起被迫離開拉薩。經過尼泊爾抵達印度。她在BBC電視畫面中和中共大使館發給媒體的圖片中認出了這個假冒藏人的警察。阿旺念札說，後來她到了尼泊爾和印度，看到BBC電視裏面看到畫面，感到很驚訝。她之前看到那名警察拿著刀子，後來換成這樣。原來他去煽動人民。做這樣的不正常的事情。

這位女士向印度的流亡藏人組織講述了她的發現。在17日的集會上，藏人組織向外界宣佈了這是一張假照片。中共大使館向媒體先後發送了兩組圖片，但是在同樣的畫面中，第二組的照片裡這個假冒藏人消失了。

阿旺念札說，這張照片是從中國大使館寄到BBC和自由亞洲之聲的。另外一張照片沒有這個人。先寄來的照片有這個人，後來的照片沒有這個人。同樣的畫面，一個是有這個人，一個沒有這個人。電視畫面裏看到這個人拿著刀子，而且去砍了一個人，後來的鏡頭都找不到這個人了。就是他們在扮演的。後來有人提出這些問題之後，後來的電視又看不到這些畫面了。

在平民的示威抗議事件中，中共警察扮演暴徒進行煽動和栽贓不是第一次。早在1989年，深入西藏的中國記者唐達獻就寫下紀實：《刺刀直指拉薩──1989年西藏事件紀實》。文中披露：當年，當藏人發起和平示威後數日，中共當局安排大批特務和便衣，假扮市民和僧侶，有計劃地造勢：燒燬經塔，砸搶糧店，洗劫商店，鼓勵民眾哄搶物資。成功「造勢」之後，軍警展開血腥鎮壓。

今年西藏民眾的抗暴行動和1989年有相似之處。一群20歲左右的男子，很有計劃地行動起來。先是高呼口號，隨即點燃了小昭寺附近的車輛，然後衝進周圍的商店，搶劫貨物，接著燒燬數十家商店。步驟有序，步調緊湊，動作幹練。在小昭寺附近路口，有人已經提前擺滿了石塊，統一的尺寸和重量，一律在一、兩公斤左右，竟未被遍佈的公安和便衣提前「發現」。之後，就是大量軍警和軍車趕到，順理成章地開槍「平暴」。

中共是否再次策劃和構陷暴力事件，令外界矚目。

以上新聞由本台記者秦越、齊月採訪報導。

[ 希望之聲首發，轉載請註明出處 ](http://www.dajiyuan.com)

3/22/2008 1:51:23 AM

本文網址: http://www.epochtimes.com/b5/8/3/21/n2053838.htm

流淚高喊指中共說假話

當一行記者在中共官方的陪同下來到拉薩大昭寺時，大約30名年青僧人突然大喊，以引起這些記者的注意。其中一位年輕僧人淚流滿面呼叫：「西藏沒有自由！西藏沒有自由！」其他僧侶們也高呼，流亡政府精神領袖達賴喇嘛與最近拉薩的抗暴遊行無關。

據台灣之音報導，這群大昭寺僧侶向記者們說：「中共說的全都是假的！但鎮壓都是真的，都是真的！」

僧人指出，他們根本都沒有出去打砸搶燒，都是中共冤枉他們的。記者接著問說：「你們沒有做，是中共說是你們做的？」西藏大昭寺喇嘛回答：「中共鎖住喇嘛們，不讓喇嘛們出去。」於是你一言我一語：「中共說的都是騙人的，來朝拜的人都是中共幹部，都是幹部，沒有解放，都是騙人的！中共對待藏人就是很殘忍！」

另據中央社報導，其中一名記者告訴法新社，正當一名中共官員向外籍記者簡報近來的「暴動」時，他的聲音被大昭寺僧侶們的喊叫聲所淹沒。僧侶們高呼：「我們要達賴喇嘛回西藏，我們要自由。」僧侶們痛斥這名中共官員「說謊」。其中一位年輕的僧人淚流滿面呼叫：「西藏沒有自由，西藏沒有自由！」他接著就開始哭泣。其他僧人們也高呼，達賴喇嘛與最近拉薩的抗暴遊行無關；他們並否認參與打砸搶燒，指中共當局講大話，希望獲得自由。

陪同的中共官員一見苗頭不對，催促、拉扯外國記者們離開現場。據悉，這些告狀的僧人隨後就被公安帶走。

中共此次精心策劃香港及外國記者採訪，原是要讓世界各國瞧見拉薩目前的「和平」狀態，為今夏即將舉行的北京奧運會做準備。只是紙包不住火，真相終能大白，西藏僧人們不畏犧牲，仍高喊西藏無自由的事實讓境外媒體了解。

此次記者招待團共有來自美國、歐洲、中東和亞洲的17家媒體24名記者，他們包括《華爾街日報》、《今日美國》（USA Today）、英國《金融時報》、日本共同社、韓國廣播公司及阿拉伯半島電視台等。但英國廣播公司（BBC）卻不在邀請之列。

藏人抗暴非達賴發起

本周三（3月26日）是採訪的首日，在公安嚴密的監控下，較多漢人集聚的地區並沒有任何異樣。但昨日上午的記者招待行程中，卻出現這段插曲：當來到了大昭寺前，一位僧人吼叫：「中共官方要脅我們推翻達賴喇嘛，這是無理的恐嚇。」另一位僧人繼續叫喊：「3月14日西藏的抗暴遊行與達賴喇嘛無關。」

中共向外宣稱近來接連西藏和藏族區不斷的「暴動」（實為藏人的抗暴行動），是達賴所策劃的，但這些謊言在昨日被揭穿。中共對外宣稱只有22人在鎮壓中死亡，不過西藏流亡政府證實中共的暴力與血腥鎮壓造成至少140人喪生。

該批僧侶最初說藏語，其後轉用普通話吶喊及跟記者溝通，在短短的15分鐘盡情表達。雖然有為數眾多的軍警包圍在大昭寺四周，他們說，知道行動會導致被捕，但仍願意這樣做。一名僧人稱，對部份被帶到寺廟朝拜的人並非真正信眾而只是共產黨員一事，感到不高興。

隨行參訪的多家媒體都報導了這起抗爭，而中共官方喉舌新華社僅發佈簡短新聞，沒有提及僧侶們的訴求。

海外媒體報導指稱，從拉薩的街景，不難看出當時衝突的慘烈，許多公安局、消防車和一家中國銀行被破壞殆盡。諷刺的是，在這些被摧毀的建築物旁就高掛著一條「建立和諧社會」的紅布條。街道旁的商家大門緊閉著，有部份窗戶上或是門縫中掛著西藏傳統的白色絲帶（「哈達」），表示這家店面是西藏人擁有的。

拉薩密佈荷槍實彈軍警

西藏新聞局局長劉璇（譯音）告訴媒體，「西藏一切都恢復正常」，舉世聞名的布達拉宮也在本周三再度對外開放。然而媒體眼見的卻是，佔據舊城的公安嚴格檢查每位民眾的身份證，晚上10點後只有當地居民允許進入狹小的巷道。周三當天，媒體看到的街景，除軍警外空無一人，在布達拉宮亦有數百名荷槍實彈的軍警在街頭巷尾走動。而在一些相信是政府辦公室的建築物外，更加有配備機關槍的軍警戒備。

獲邀到西藏採訪的媒體由機場坐車到拉薩市中心，沿路經過3個警方檢查站，幾乎每個街口都有軍警駐守，截查可疑車輛。一名當地的士司機說，每一位藏人都被拖出去檢查。美聯社記者也表示，他們一度在其中一個檢查站附近停車，當記者想上前採訪時被當局催促離開。

記者全程被跟監 採訪受阻

其實，這個所謂的採訪中的記者也全程受到監控，甚至跟監。從機場到市區的行車速度刻意被放慢，儘管記者們不斷催促司機，40英哩的路程還是花了90分鐘才抵達，記者一致認為中共官方拖延消磨時間的意圖十分明顯。

同時，這些記者大部份的時間都受到監控，第一天有幾個小時可以在外閒逛。可是，在定點處總有汽車跟蹤，且載過這些記者的司機隨後會被當局問話。

當車隊在往機場的3個檢查哨停下時，一些記者奔向公安抗議，陪同的北京政府官員也尾隨在後。不久這些記者便與尾隨的官員發生爭執。

記者也被安排觀看了由中共官方製作的「西藏暴動」紀錄片，但劉璇和其他的政府官員始終拒絕回答關於鎮壓與遊行起因等提問。◇

來源:http://dongtaiwang.com/do/Q_aZ/ttoLNZ0xz_RXN9Lxjh/wW/I/U/sH/n2061138.htm